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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频道-世界周刊

/2019-04-04 13:55

  本周萨达姆被抓获带来的“冲击波”无疑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人们关注的又一焦点。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在为“萨达姆藏在哪里?”的谜题而冥思苦想的话,那么从萨达姆沦为阶下囚的那一刻起,人们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成了过去时。

  2003年4月,伊拉克南部的一个小村庄,人们纷纷向一口深井跑去。人们趴在井口呼喊,但是结果发现,井底的声音不过是回声而已。尽管萨达姆的行踪如井口的回声那样诡秘。12月14号,美军还是把这位伊拉克前领导人从洞口中拉了出来。

  以色列《国土报》评论说:整个事件最遗憾的地方是伊拉克人没有先把萨达姆杀死。这是因为美军在抓住萨达姆之前被认为是占领军,而在之后仍然是占领军。

  从5月1号布什精神抖擞地在林肯号航母上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战时的两倍多。而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是美军伤亡最多的一个月。有评论说,萨达姆被抓后,美军可以睡上“一半”安稳觉了,他们睡不好“另一半”觉,因为拉登还没落网。

  当然,活捉萨达姆的收获还不只于此。此前,美军首席武器核查官戴维·凯因为在伊拉克“一无所获”正准备辞职,但现在也许不用了。

  有人说,萨达姆的被捕是给布什送去了一份圣诞礼物。不过,对于很多伊拉克人来说,萨达姆的被捕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他们希望通过合乎法律的审判,为多年来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然而当他们拿起法律这个武器时,却尴尬地发现,这个武器并不好使。

  1798年,拿破仑攻占埃及后,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西方的法典用两种文字张贴在开罗的城墙上。西方法律条文第一次代替古兰经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信条。而与此同时,这也是阿拉伯世界殖民地化的开端。

  在巴士拉,英军颁布了以殖民地时期的“酋长规则”为基础的临时法律。而在巴格达,联军和临管会签署的新法令也频繁得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在巴勒斯坦饭店的外墙上张贴。据说由于变化过快,法官在审案时不得不一趟趟地跑到饭店前抄写最新的法律条文。

  然而遗憾的是,这面墙上并没有贴出一国的根本——宪法。尽管联军承诺在明年7月1号组建新政府,但由伊拉克人自己制定宪法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

  2003年12月10号,伊拉克临管时管理委员颁布新法令规定,将成立伊拉克特别法庭,对萨达姆进行缺席审判。没想到的是,四天后,萨达姆落网了。

  1、 12月17号,临管会轮值主席哈基姆表示,萨达姆将由伊拉克籍的法官审判,并接受国际专家的监督,法庭就设在伊拉克境内。

  如果要是以领管会来组成法庭,对萨达姆进行审判的话,它可能面临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是领管会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由于它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再加上它的成立的政治背景,所以说它的合法性受到置疑是当然的,第二个它在审理或者处理萨达姆的时候,能不能真正地代表伊拉克人民的意志,它毕竟会受到政治特别是会受到美国的影响非常大。

  就在国际社会为萨达姆的审判地众说纷纭的时候,一场有关战俘待遇的争论也把萨达姆本人推上了前台。推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候选人——迪安。

  12月14号,当萨达姆被美军抓获时,美国候选人迪安是这样评论的:“不错,我们抓到他了,但重要的是该给他找个体面点的理发师。”

  回到几个月前,3月23号,当伊拉克播放美军战俘的画面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抗议,声称《日内瓦公约》禁止媒体对战俘进行拍照和审问,伊方的做法违反了该公约。

  而这次对于美国公开展示萨达姆被俘获的画面并把他交给中央情报局审讯,拉姆斯菲尔德的看法却大相径庭:

  拉姆斯菲尔德:“他按照战俘的待遇受到保护,但他从法律上讲并不是所描述的那种状态。”

  那么拉姆斯菲尔德所认为的萨达姆究竟应该是什么状态呢?也许万里之遥的关塔纳摩基地能提供一些线索。

  位于古巴的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看起来像一个世外桃源,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关押反恐战争囚犯的最知名的监狱。这里关押着大约660名犯人,但犯人们却享受不到在美国国内囚犯同等的待遇。西班牙《起义报》11月28号报道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确认这里关押着12岁的儿童,他们是美军为了逃避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作为“敌对战士”而不是“战俘”关押的。俘虏们被关在一个很小的牢房里,条件恶劣。而且在2年中没有接受任何审判。国际红十字会的总干事安杰罗为此表示:“美国是日内瓦公约191个签字国之一,这种法律的空白是不能接受的”。

  从美军和萨达姆的关系上来看,领导伊拉克军队与美军进行作战的最高长官是萨达姆,现在他被另一方也就是被美军俘获了,他无疑应该享有《国际法》中战俘的地位,有人提出来把倒萨和反恐联系在一起,这恐怕需要证据,我想他可能更多的是从政治上来进行考虑,为当时的美国出兵伊拉克或者进行伊拉克战争寻找更多的法律支持。

  当然,在“倒萨”与“反恐”这个求证了1年多的不等式中间能否划上一个等号,光靠一场审判是证明不了的。但是,审判萨达姆一定将在国际法的历史上引发新的论战。

  1945年11月20号,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城市纽伦堡开庭。对主要纳粹战犯进行了“世纪大”审判,正义得到伸张。但也有法学家认为,这种“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缺乏广泛的国际性和法律上的公允性。

  1960年5 月,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将躲在那里的德国公民、纳粹战犯艾希曼秘密绑架,带回以色列审判并处决。艾希曼是纳粹“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总指挥,可谓罪有应得。但以色列的做法由于与现行的国际法惯例有所抵触,受到广泛质疑。

  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塞拉利昂设立特别法庭,负责审判在塞拉利昂内战期间犯有战争罪、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法的罪犯。目前为止,联合国授权成立的类似法庭还有,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还有国际刑事法院。

  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战俘在美国本土法庭受审,但关押地被设置在远离美国本土的海外基地。有法学家认为,把囚犯关押海外,实际上是逃避了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责任。

  纽伦堡审判和前南萨拉里昂模式可以归为国际审判模式,而爱西曼模式和关塔纳摩模式可以归为在国内审判这样的模式,至于说对萨达姆的审判,一个应该由伊拉克人民最终来决定,第二个更重要的无论采取哪种模式,都应该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开和公平,而且都应该更着眼于对伊拉克人民有利,对于伊拉克恢复正常的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有利,对当地的以及周边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

  事实上,目前面临诉讼官司的前国家元首除了萨达姆外,还有智利前领导人皮诺切特、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秘鲁前总统滕森和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

  汉语中有一个词叫盖棺定论。显然,现在还没到“盖棺”的时候。萨达姆今后的命运恐怕还会像此前他的突然失踪和突然被抓获一样,充满了戏剧性和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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